戴海斌《晚清人物丛考》：关心历史中的“人”
《晚清人物丛考》目录
初编 目录
重审周立春：“嘉定之变”与上海小刀会起义诸问题考论
一、周立春是否经刘丽川动员加入了天地会？——兼谈地方志、史料的利用问题
二、周立春与罗汉党关系的几点辨正
三、重审周立春及其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四、结语
甲午后“商办”铁路的一例实证
——姚锡光日记所见之刘鹗
一、问题的提出： 刘鹗与芦汉铁路
二、刘鹗由津入鄂
三、所谓“履祥洋行所保千万华股”之实相
四、张之洞与盛宣怀之利益联盟
五、盛宣怀得陇望蜀与刘鹗再度入鄂
六、无果而终
七、余论：“南拳北革”之间的“老新党”
张之洞与德国军事教习
一、从“教习”到“统领营官”： 招募德国军官之始
二、姚锡光日记所见之“德员来春石泰”
三、辞聘“德将”引起的风波
四、武备学堂总教习法勒根汉辞职探因
五、采西法练兵： 由师德而师日
六、结语
庚子事变时期张之洞的对日交涉
一、戊戌前后张之洞对日联络渠道
二、庚子事起：“讽日本维持大局”
三、战时交涉：“伊藤所询未易答复”
四、兵临城下：“请勿攻京城、勿惊两宫”
五、结语
庚子年张之洞对日关系的若干侧面
——兼论所谓张之洞的“帝王梦”
一、张权在日活动的实相
二、军事考察一行： 派而复召
三、续聘日本军官： 途生波折
四、谋购日本军火： 行而未果
五、宇都宫日记所见之钱恂言论
六、结语
钱恂：晚清外交史上的“异才”
——兼证“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说难以成立
一、钱恂其人
二、身负数责的“留日学生监督”
三、与趋新人士的交游及言论
四、与张之洞之迎拒离合
五、结语
钱恂事迹补说
——从张遵逵先生的来信谈起
一、入张之洞幕府的时间及奉旨进京召见
二、出任学生监督背后的“日本因素”
三、与郑孝胥之间的隐性竞争关系
四、庚子年与张之洞反目的潜因——兼论与宗方小太郎的关系
五、结语
也说义和团运动中的奕劻
一、五月二十日前奕劻之于“剿”“抚”的态度——兼与荣禄比较
二、总署改组与所谓“督办军务处”的成立
三、“虎城密电”究竟何指？——从东南角度看“庆、荣”
四、奕劻在战时交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五、奕劻未随西逃是不是“慈禧布置的另一招高棋”？
六、结语
《乱中日记残稿》是否为“信史”？
——兼谈《袁京卿日记》的史料价值
一、《乱中日记残稿》《袁忠节公手札》《袁京卿日记》的版本与内容分析
二、对《残稿》若干“疑点”的辨析
三、袁昶日记所涉重要史事疏证
四、结语
《庚子北京避难记》的作者及其史料价值
一、作者是谁？
二、主体内容
三、史料价值举隅
四、结语
附 庚子北京避难记
也说1908年美国大白舰队访问厦门
——为马幼垣先生补充
一、中文史料所见之大白舰队访厦一行
二、再论大白舰队访厦的国际背景
三、小结中方得失
四、余话
二编 目录
庚子年李鸿章北上史实补正
——兼论李鸿章与日本的关系
一、奉召前夕动向——兼释北上诏令的性质
二、欲走还留
三、“水鸟外交”： 周旋于日、俄之间
四、“难入津门”： 滞沪不行的多种阻力
五、杨崇伊北上密谋及其日本背景
六、简短的结语
附 李鸿章与佐佐友房谈话记录
“误国之忠臣”？
——再论庚子事变中的李秉衡
一、巡阅长江水师
二、信拳？剿拳？
三、拒阻英舰入江
四、奉召北上
五、二李之“争”
六、结语：“误国之忠臣”？
种族与政治：晚清宗室寿富之死及其回响
一、从《绝命词》说起
二、寿富其人及家世
三、戊戌前后
四、殉难始末
五、谁问身后事
六、种族与政治双重视野中的寿富之死
“援匹夫有责之义，贡千虑一得之愚”： 庚子事变中的张元济
一、栖处“南洋”
二、倡议“维持东南大局”
三、为“统筹全局”建言献策
四、余论
“互保”“换旗”与“公共政府”
——再论“东南互保”时期的郑观应
一、“换旗”交涉始末
二、政治建策的意义与限度——从两件新史料来看
三、结语
余联沅： 从“铁面御史”到“洋务干员”
——上海道研究的一个个案
一、京官生涯
二、上海道任上（之一）： 涉外人际交往的若干线索
三、上海道任上（之二）：“东南互保”中的真实角色
四、结语
陶森甲：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双面人”
一、陶森甲其人
二、与日本的渊源
三、庚子事变中的表现
四、结语
“两收海军余烬”：甲午、庚子时期沈瑜庆事迹钩沉
一、“哀余皇”之内面
二、与议“东南互保”
三、收容北洋海军
四、余话
“上海中外官绅”与“东南互保”
——《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笺释及“互保”“迎銮”之辨
一、发自上海之倡议
二、游说刘、张诸情节
三、出位之思：“互保”“迎銮”辨
四、余论
“题外作文、度外举事”与“借资鄂帅”背后
——陈三立与梁鼎芬庚子密札补正
一、“题外作文”与“东南互保”系同一时期产物
二、“陶观察之说词”的日本背景
三、张之洞之于“勤王”的反应
《王湘绮年谱》辨误一则
——兼论庚子前后王闿运的思想动态
一、庚子正月王闿运不可能在杭州见梁启超
二、庚子六月梁启超曾短暂回国
三、王闿运对于庚子事变的观感
四、结语
张佩纶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幕
——辛丑议约期间复出史实考论
一、复出非由李鸿章主动奏请
二、奉召后的最初反应
三、张佩纶书札所见之庚辛时局
四、离京回宁的真实原因
五、结语
“志士”与“离心”： 庚辛之际趋新士人的时局因应
——偏于“言”的部分
一、南北分野与新旧殊途
二、“互保”面面观
三、“借权督抚”： 层次与限度
四、内省的民族主义
五、余论： 迎接“帝国的时代”
附录 原发表出处一览
自序（节选）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虽然和原先设想中的样子很不一样，但是，现在，“就是它了”（借用内子的话）！从博士毕业到现在，陆陆续续写作、发表了一些论文，回头稍一检点，发现竟然有差不多超过一半的篇什，直接以人物为主题，或借由人物切入讨论某一问题。这大概可以反映个人研究的一些偏好，或者再大着一点胆子说，反映我在目前阶段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取径。那么，把这些文章收在一起，出一个集子，对自己来说，应该不算是一件无意义的事情吧。
中国史学一向强调以“人”为主，传统史书首重纪传一体，旨在“以人系事”“因事见人”。近世新史学的提倡者虽然对“二十四史”有强烈的批判，但仍重视精英人物的历史（史学）位置，如梁启超心目中的“理想专传”，“其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此处“伟大”，如取其“宏大”义项而不涉褒贬意，则亦可理解梁氏提示有所谓“历史的人格者”以“关系的伟大”而结合各“史迹集团”“时代集团”，有此提纲挈领，方可“将当时及前后的潮流趋向分别说明”。他本人所写的传记，也无一例外均以关系到一代时局者为主人公，如《李鸿章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之作，即因“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李鸿章传·序例》）。
近代学术风尚与方法屡经迁易，“人物研究”毕竟不完全同于“传记（传叙）文学”，而钱穆等人强调国史研究中“不当重事而轻人”“尤不当于人无褒贬”（《中国史学发微》）等观念，更多是对时流的一种防御性反拨。进入新时期以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一跃成为理解“历史的创造”之必然性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说明”），也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学界“论辩”的焦点之一（参看《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中国历史人物研究论辩》）。余风所及，直至80年代，“历史研究极为活跃，但研究得最多、最旺的还是历史人物”，不过像陈旭麓先生这样的思想敏锐者已在反思既存的问题，指出“我们研究近代人物，首先要掌握这个变的时代”，“要懂得此人的时代性，要有形象思维，没有这个，一定写得干巴巴；要有理论思想，否则写不深”（《陈旭麓文集第三卷·谈近代人物研究》）。
迄于今日，日益倚重社会科学方法、凸出“问题本位”的史学研究，已渐不以人物为当然主角，更有甚者竟全然不见“人”的踪影，遂有学者感叹历史书写中“人的消失”，同时检讨由此形成的“一个矛盾现象”：一般民众渴盼读到有“人”的历史，专业史学界则反其道而行，认为愈没有“人”的历史，层次愈高，人名太多的历史是“软”的历史，反之才是“硬”的历史，只好把“人”的历史交给通俗传记作家或文史工作者（王汎森《人的消失？！——兼论20世纪史学中“非个人性历史力量”》）。
不过，政治史或是较少的一个例外，据我所见，此一领域的研究者尚对“人物”抱有持续的关心，并在研究中不吝笔墨加以“深描”。在我更熟悉的晚清史研究领域，似乎有一种牢固的但确乎行之有效的以“人物”刻画“时代”的传统或风气，从民国到当代，从内地到港台，均受其沾溉，一般公认高段位的学人（有些人未必乐以“学者”自限），几乎很少例外地都在人物研究上下过功夫，且能拿出相当水准的代表之作。对于这种学术现象背后的脉络，我有一些朦胧的感觉，尚无法详晰表述，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已经对我的研究取向实际产生了影响。很早以来我就比较喜欢读人物自传、日记、书信、诗文集一类文字（不单纯出于研究目的），现在学校开课时也讲过“人物研究”的专题，多多少少写了一些人物（总体仍以“精英”为取向），对为何研究、如何研究也自然有一些思考，甚至还自主发明了诸如“中等人物”之类的概念（从较宽泛的角度，姑取其地位介于达官显贵与草根平民之间、知识阅历上往往具备传统与新学双重训练之意，我较注意这一类人物作用于历史关节点的机缘与影响）。
此次相关论文有机会汇编成集，我一度妄想是否要专门作一篇文字，对迄今所思做一番发挥，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史学研究首重实证，见诸行事，方法、道理即默寓其中。“实不足而竞于文”，其弊有类空言制胜、华辩伤理；况且，吾辈所思是否真能“知意”，或有多少“创见”，自信尚不足，又何敢灌输于人。一本小书，值不得这样精巧的不老实，故终究还是决定守拙。
…………
【封赏】